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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朱清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康 健：北大附中校长
只考一门也可以把学生“累死”
记者：恢复高考三十年来，高考本身也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如何看待这些改革？
朱清时：这么多年来的高考改革，大多停留在考试科目改革上。但最致命的问题是一考定终身。
康健：只要你以分数作为标准，即使只考一门，也可以把学生累死。
现在哪门科目最重要？毫无疑问是中文，它传承民族精神，但我们的语文教育却变成了很狭隘的学科。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没有从教育的发展去考虑考试，而是以考试来要求教育。
记者：那怎么改才能除去“一考定终身”的弊病？
朱清时：全世界考大学大都是平时成绩和一次考试并重的。只不过他们的入学考试可以考几次，然后取一次最好的，我们平时成绩以前没有被重视，不走全世界通行的道路，这是高考制度上的弊病。
“君子爱分，取之有道”
记者：现在高中教育成了高考补习班，高中以下的基础教育也围着高考转，高考和基础教育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康健：基础教育几乎成了高考的附庸，或者叫预科。但作为国家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它们除了为下一阶段的学校输送学生之外，还有没有独立价值？基础教育的独立价值在于关心孩子的成长、发展、社会化，必须让他做一个健康的人，社会的人，有道德的人，做一个合格公民。这方面的教育应该是学校里非常基础的教育内容。除此之外，基础教育也会给人生分流：一部分人升学，一部分人就业，一部分人继续接受职业教育。
记者：作为中学校长，你是不是也很看重北大附中每年的升学率？
康健：看重啊，但“君子爱分，取之有道”，我们绝不采取野蛮的、掠夺性开采的方法来追求高分。
很多学校认为，增加课时，增加工作量，就能提高学习成绩。这个规律在我们这儿行不通。我们学校的老师都认为：什么叫好老师？一堂课15分钟能讲完就是好老师。简单地增加课时不但不会提高成绩，还会增加孩子的厌学程度。
我们尊重高分生选择自己的职业理想和个人爱好。过去我们一个学生喜欢袁隆平，特别想搞农业。他的分很高，但如果他选择了中国农业大学，而没有选择北大、清华，我们不会认为这不对。我们告诉孩子们：人生的理想、职业的追求重于高考的理想。
自由才能产生人才
记者：公众应以何种心态来对待高考？高考改革和我们的教育理念、人才观有什么样的关系？
康健：真正的人才一定是在无意之中、在自由之中生成的。我们的教育应该让所有人都健康发展，而不只是少数人。这不但不会阻碍天才的产生，反而还会给天才提供更好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天才一定更多，学生一定更优秀。我们在所有学生都享有充分学习空间的基础上，随便组织一个合唱团都能非常优秀，不应该把少数学生教成会唱歌而不会干别的。现在被动的学习压抑了很多人的创造性。
记者：让学生负担这么重，是不是正常？
杨东平：西方学校的宽松教育模式，围绕着儿童的需要来完成，比方健康的需要，合作能力的需要等等。
1950年代批判杜威以后，我们移植了苏联的教育模式，又是以知识为中心，跟杜威是对立的，在传统的模式下，说要减轻负担，实际上是很难的，知识为中心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教育现代化这一课我们没补上。
朱清时：一考定终身选拔出来的学生有碰运气成分，又这么致命，所以学生心理压力很大。中科大招来的学生百分之十几心理素质都有问题，因为中学阶段有巨大压力，需要很长时间心理恢复。我们希望招到心理素质、综合素质、领导才能都比较全面的学生。
摘自《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