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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的鲁迅
方舟子
毛泽东毕生推崇鲁迅，起初自然是出于政治需要，到了晚年，我看就有些诚心诚意了。他在四十年代对鲁迅的评价，后来成为大陆对鲁迅的盖棺定论：“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这时候，在他看来，鲁迅首先是个文学家，其次才是思想家、革命家。到了毛泽东最后岁月的一次谈话中，他却说：中国几千年来只出现过两个圣人，古代圣人自然是孔夫子，现代圣人不是我，是鲁迅。既然称之为圣人，那么敬佩的自然是其思想，难怪临死前的毛泽东，双眼已几乎失明，却还在用放大镜阅读那套人民出版社专门为他印刷的大字版《鲁迅全集》；这位在林彪进贡的“四个伟大”称号中只承认“伟大的导师”这顶帽子的一代枭雄，！这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的“雄文四卷”与《鲁迅全集》相比是显得多么渺小，而且会人亡书废，不可能传之久远呢？（在网上发言，可以毫无顾忌，读来多么畅快。这才是真正个性化的真正表白。――宇慧按）
毛泽东心目中的鲁迅思想的价值，大概与我们认识的并不一致。但是，自从一九八一年海内外的鲁迅研究者轰轰烈烈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以来，他们越来越多地把研究重心从鲁迅的文学成就转入其思想价值。在今天，鲁迅首先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还是思想家，已经很难说了，所谓“鲁迅的主要贡献就是几篇小说”的说法，不过是无知者的狂言而已。文学的影响是会逐渐消失的，鲁迅思想的价值却可以是永恒。
因此，当八十年代之初，西方现代思潮开始涌入中国渐渐打开的门户，中国学者以谈论叔本华、尼采为时髦的时候，他们才忽然发现，其实早在七十年前，非理性主义才刚刚开始在西方流行，鲁迅已经努力要把它引进中国了，这就是写于一九零七年，嚎兄最近提到的，备受今日学者重视的《文化偏至论》。
当中国的仁人志士迷惑于西方的船坚炮利、立宪国会，欲以西方文明变法图强的时候，鲁迅却指出西方文明早已产生了“偏至”，这些仁人志士想要引进的“物质”和“众数”〔即民主〕这两样“新文明”，其实正是在西方已经走到了末路的“迁流偏至之物，已陈旧于殊方”，不过是“由旧梦而转入新梦”而已。这在当时是怎样的眼光和胆识！即使是在现在，也是怎样的眼光和胆识！
然而此处的所谓“物质”，指的并不是科学。鲁迅从未反对过科学，在同一年写的《科学史教篇》中，他盛赞科学道：“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时危，则由其灵感，生整理者如加尔诺，生强者强予拿破仑之战将云。”他所反对的，是由于科学的发达而导致的物质主义，或者说，本来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芸芸众生只知追求物质享受，不知精神为何物：“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
而他所反对的“众数”，确乎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他考察西方政治史的演变之后，认为以民主取代君主，固然是历史的潮流，“而众庶果足以极是非之端也耶？”西方民主到了当时，也已是百病丛生，“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使个性被扼杀，必然导至“全体沦于凡庸”。在西方已是如此，何况国民愚昧之中国？其结果，不过是以“千万无赖之尤”代替“一独夫”，“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而当时力主“众数”的“所谓识时之彦”，鲁迅认为多数是拾人牙惠而不自知的“盲子”，少数是借民主之名谋私利的“巨奸”；今日再读这段话，能不让某些民主斗士汗颜？
对此，鲁迅主张“非物质”“重个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不管是科学技术，还是民主制度，在他看来，都不是救国之道，只有国民的素质是最重要的，所以必须“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而立人之道，“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必须尊重发展个性，解放思想。“此所为明达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致，个性张，沙聚之帮，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这些思想的来源，就是十九世纪末开始在西方兴起的基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哲学。刘半农曾赠鲁迅一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上联说的是鲁迅思想的来源，下联说的是鲁迅文风，对此鲁迅自己也认可。托是托尔斯泰，指他的博爱主义；尼自然是尼采，指他的超人主义。博爱主义与超人主义本是水火不相容的，鲁迅却能把它们都拿来为我所用，“别立新宗”，并以博爱的精神，超人的姿态，对中国社会作最为深刻的分析和猛烈的攻击。即使到了现在为许多人所不满的晚年，他领导左联，与共产党同路，而托尼的影子仍然存在，又何尝丧失一丝一毫的独立人格？他自始至终是一个外冷内热的诗人，卓然不群的战士。先生的一生，乃是博爱的一生，也是超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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