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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什么不谈民主
在同一个时代，比肩而立两位文化巨人：鲁迅和胡适。一个“将人生毁灭给人看”，一个主张“一点一滴的造成”自由民主政制。一个要“推倒重来”，一个意在补天，如J.F.Stephrn所说：“民主政制不是一种革命的制度，它是一种防止发生革命和制止爆发内战的手段。民主政治提供的方法在于使政府平和地适应于多数人的意志。”二人的思路和做法各异，在新时代却面临同样的困境：现在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与其说回到了“文革”前，不如说回到了鲁迅生活过的年代。那么，改造国民性还有什么意义，或者说，改造国民性到底还有没有可能？胡适补天无力，鲁迅拆台有功，他们想乘猛龙过江，都失败了。尊胡抑鲁还是尊鲁抑胡？答曰：“一个都不能少。”两个加起来也还不够。因为“无情的暴露”之后，为免于“绝望和空虚”，必须伴以制度安排，使之“充实”人心。我们既要批判，也要建设；既要民主运动，也要民主政制。只讲批判，只要运动，而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成了政治虚无主义者；而想要在没有国民政治运动的情况下造成民主政制，也很容易变成政治空想家。文化巨人如果找不到民主政治的杠杆，就无法撬动阻碍中国前进的最大绊脚石。
国内外的实践都已证明，先“立人”再建“人国”的路是走不通的。改造人性与改造自然一样，都是“理性时代”或者说“科学时代”人类一种过于自负的梦想。鲁迅在《习惯与改革》中也曾说过，“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改革只能因势利导，多数民众的风俗习惯就是改革者必须面对的强大势力。民主制度与各种乌托邦制度的区别在于，它不依赖于某种“新人”来运转，它就建立在真实人性(既包括“好根性”也包括“坏根性”)的基础之上，通过一种博弈与平衡的机制来限制“坏根性”的作用。
否定先“立人”再建“人国”之路，并不意味全盘否定鲁迅的“立人”思想。这里所说的“立人”，不是用种种软硬手段来“立他人”，而是以孔子“学者为己”和鲁迅“个人的自大”精神来“立自己”，把自己锻造成“中国的脊梁”，用榜样的努力拼搏奉献牺牲来感动其他人，和大家一起来改革政治和改造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