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道主义是贯穿《九三年》的一根主线。本文主要抓住《九三年》中郭文以自己为替身放走朗德纳克，并因之走上断头台这一细节，讨论雨果在《九三年》表现的人道主义的局限性。

关键词：雨果  《九三年》  人道主义  局限性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19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戏剧，全面而深刻的反映了法国的社会生活，在当时乃至以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法国的19世纪，是一个极不平凡的时代。在这一个世纪中，法国从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反复较量，到无产阶级发动震撼世界的巴黎公社革命，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又被残酷镇压，法国的风云变幻让人目不暇接。雨果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产生出来的伟大的作家，他的世界观、人生观，都与这个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他的文学作品，也自然而然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鲜明的烙印。面对风起云涌、残酷却不能避免的革命和战争，雨果用自己的眼光来评判是非，而人道主义作为他一生都未曾改变过的信仰，成为他衡量一切现象、判断一切价值的标准，人道主义理想，也自然而然成了他进行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的指导思想。当然，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形式、深度、广度都是跟着时代的变化和作者思想的成熟而有所变化的。其中，《九三年》作为他最后的一部小说，其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思想，理应视为其最后的总结。

在创作《九三年》前的60年代，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将作为伦理道德原则的人道主义思想展示得十分充分，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满足，他还期盼用人道主义的光辉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世界充满爱。面对严峻的现实，面对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他认为只有人道主义可以调和这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于是他再次将笔尖指向了人道主义，他选择了法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一幕——1793年雅各宾派执政来表达自己对历史的反思及对未来的憧憬。

《九三年》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反映了当时法兰西的整个形势，而以旺岱地区惊心动魄的斗争作为情节的中心。旺岱地区是共和国不得不带着忧心注视的地区。它位于海边，而且交通闭塞，城镇稀少。它更像一个孤岛——一个阴沉险恶的孤岛，因为当地最有权势的人物是贵族和神甫，而长期在封建思想和宗教影响下的农民，面对共和国的军队，他们是愚昧的，他们只知道保卫那些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主子”，而没有想到共和国的军队是来解放他们、挽救他们的，他们要与共和国的军队血战。因此，在反革命分子的眼中，这是一个最好的基地；对共和国来说，这是藏在肚子里的一条毒蛇。故事主要围绕三个人展开：共和国联队指挥官兼远征军司令郭文，政治委员西穆尔登，叛军领袖朗德纳克。朗德纳克是一个极其顽固的保王党，却有着坚毅、沉着、勇敢的品质和高明的军事才能，他在旺岱有着巨大的声望和号召力，是一个残暴、冷酷的敌人。他的对手，共和军年轻的司令官郭文，则是一个无比纯洁、善良而又勇敢的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而西穆尔登则是公安委员会派到郭文身边监视他的革命战士，他既是郭文幼年时的家庭教师，又跟郭文成了精神意义上的父子。他理解革命暴力的意义和作用，以惊人的慈爱关心受难的人民，对共和国的敌人则是绝不容情的。这三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三种强大力量的在相互猛烈地撞击、斗争，迸出耀眼的火花，那当中又飞溅着血和泪。而其中使他们之间的纠葛和矛盾深化的，是三个天真可爱的小孩。在一次兵败逃难中，原本有机会逃难的朗德纳克因为听到那三个被他留在城堡里并被他放火焚烧的孩子的母亲的撕裂心肺的惨叫，竟然再次折返回来，奋不顾身救出那三个小孩，而自己最终因此被俘。面对朗德纳克的行为，郭文陷入了沉思，并在充分考虑之后毅然冒死放走了那个罪恶滔天的叛军首领，自己走上了断头台。而西穆尔登在革命法庭对郭文进行审判时，投了决定性的一票，判了郭文的死刑。

雨果就是借这样一个虚构的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故事，寄托和表达他对革命和人道主义的关系的看法。故事曲折动人，又充满着激情，然而最后的朗德纳克的转变是偶然的，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可能的，一个罪大恶极的叛军首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一个残暴冷酷的人物形象，怎么可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做出属于“上帝”的举动呢？雨果自己也肯定明白，这是故事里的一个硬伤，一处败笔。不过雨果这样做的目的却是明显的，他虚构了这样一个情节，无非是要证明他的观点——“一个枪炮不能征服的魔鬼被摇篮征服了”，从而宣扬他的所谓人道主义精神的胜利，同时，也通过这个情节引起郭文引起沉思，以借郭文的口来表达他要表达的主题，即革命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事实上，面对革命这样一个问题，雨果是很清楚法国大革命对法国历史进程所起的巨大作用的。他看到了九三年的雅各宾派采取果断甚至残酷的手段对付封建阶级的重要性，他也看到了腐败、专制的王朝灭亡的必然性。他说专制政权是“一棵代表腐朽黑暗势力的老橡树”，只有毫不由于地砍掉它，才能出现新的局面，好的局面。他指出：“革命要从国王身上根绝帝制，要从贵族身上消灭贵族政治……革命抓住过去，要把过去歼灭。革命在文明身上割开一道很深的伤口，人类的健康就要从这伤口里生长出来。”

雨果对革命的认识是理智的，合乎实际的，是正确的。然而，雨果最终却只能够走到这样的地步，而无法再深入下去，他的所谓人道主义理想让他无法再继续深入。作为一个毕生宣扬慈爱和人道的作家，他对九三年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感到无比失望，可是革命又是必要的，暴力也是必然的，以他的实际他又无法解决这个冲突和矛盾，所以，他再次祭起他的万能法宝——人道主义，这个道德感化和道德自我完善的药方。他借郭文的口反复强调了他的观点“既然我有了指南针，风暴对我有什么关系！既然我有我的良心，事变对我又有什么影响！”这里的“风暴”和“事变”指的是革命和现实斗争，而“指南针”和“良心”则意味着他的人道主义原则。在雨果看来，革命只是一种短暂的手段，人道主义则是永恒的真理。革命是绝对正确的，但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它之上。因而在革命和人道主义发生矛盾时，他当然就必须站在人道主义那一边。因此，他就不顾实际，虚构了朗德纳克救小孩这样一个情节，表明他只有人道主义才是通往理想世界的最佳途径的观点。

不过，雨果没有考虑清楚的是：这种损害和背叛革命利益的人道主义算什么人道主义呢？为了报答一件善行而宽恕放走一个曾犯下百倍恶行的敌人，让这个残暴凶恶的敌人去继续作恶、继续伤害共和国人，使更多的无辜者为之伤亡，这种人道主义又是什么人道主义呢？而且，仅仅按他的故事发展的进程，雨果所宣扬的人道主义有胜利么？没有！成为英雄烈士的郭文，其高贵的灵魂连同他神圣的理想，在他的教师的灵魂的陪伴下，飞升到所谓极乐世界里去了。而在充满着苦难的人间大地上，他们的战友——这群失去了两个优秀领袖的战友，将在力量严重受损的情况下，还要去面对包括被郭文放走的朗德纳克在内的敌人，与他们进行血与火的生死战。郭文不仅背叛了革命，也背叛了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

因此，郭文的死连同西穆尔登的死，是一个真正的悲剧。而雨果在《九三年》里宣扬的人道主义，也因此显示出很大的局限性，他的说服力还不够，在深入地分析后就会显出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