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杰是一个一头扎进人堆里就再也无法被辨认出来的普通人。对这一点，他非常清楚，清楚地知道至少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前，他绝对不是“一流人物”或“时代精英”。如果是，他不会考上海师大，如果是他不会当老师。教师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人，后来当起了老师，多少些无奈的，而且学会了顺从天命，不顺从的不是自行走人便是被迫走人了。假如上帝给郑杰再一次生命，凭着他在学业与考试方面浅陋的天赋，郑杰的用以谋生的饭碗也绝不会比教师更值钱的。
但是，郑杰一直相信，哪怕干扫地的工作，他都会非常优秀，因为决定一个人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否成为“一流人物”和“时代精英”的潜质与天份，绝不在本人学业与考试上，有时，曾经成就一个人的学业与考试的功夫，反而会成为他事业成功路上的障碍物。当郑杰拿到了“死缠烂打”地终于拿到上海师大中文系毕业学历后，他终于结束了十多年的噩梦，开始凭自己而不是凭“分数”说话了。
郑杰成为“一流人物”和“时代精英”需要两大条件：1、自身特质。2、外部因素，即“天时、地利、人和”。估且不说第二点，否则有偏题之嫌，且说第一大条件：自身特质。
1、他知道自己是谁
他是个内省式的人物，说得少，做得少，却想得多。他想的最多的是他自己，而且想明白了，原来他是一颗尘埃，非常渺小、微不足道，认识到这一点对他很重要，因为知道自己微小，所以他才很好奇，张望并探寻着这个神奇的世界，不仅探寻世界的表象，而且探寻其本源，他所经历的一切人与事，包括这些人与事加于他的苦难，都是他寻根问底的资源。渐渐地他有所领悟，原来这个纷繁复杂的变化无穷的世界受着某种神性的东西的支配，这东西不是人格化的上帝或佛祖，这东西叫“真理”，当人们开始拨去重重迷雾之后，终于会找到“她”，这个世界原来受着“她”的支配和主宰，因此，郑杰将找到“她”作为一生的工作，至于教书也好，做校长也好，只是用于拨去迷雾寻找真理的工具。
怀着无穷无尽的好奇，他知道了对真理的“敬畏”，他很喜欢敬畏这个词，因为这个在他脑海中经常闪烁的词时时正告他：你必谦恭，你必宽容。使他在一切真、善、美的事物面前心怀虔诚的谦恭，并立志以真、善、美的事物为友，以愚钝之身心去勉力追随，自此而远离“凡俗”，远离机巧、虚伪、丑陋、庸俗、险恶。使他在一切思想、观点、个性面前怀宽大、开放、仁爱之心，他面对与他不一致的观点时，他说：那一定也是有道理的；在面对别人质疑时他说：不争论。他知道每一个人、每一个“古怪的”行为、每一个观点和方法都是值得敬重的，世界是多样化的，他经常试图忘了自己，去欣赏差异，欣赏因为多样化而美不胜收的世界。
然后是感激，他那么微小，却可以健康而自在地活着，他感谢伟大力量的赐予，而且过着简朴的生活以不糟蹋难得的赐予。生命是个奇迹，思想也是个奇迹，人对赐予的奇迹的感恩，使人只想着努力回报，他的回报就是善待自己，善待所有人，善待一切生命，并尊重自己，尊重所有人，尊重一切生命，这使他坚定地在他权力范围内，为连同他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谋幸福。
他不仅知道自己渺小，而且他知道自己渺小在何处。首先渺小在人经常会忘记自己渺小，当人们长期适应于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功夫“炉火纯清”了，就往往开始按着习惯行事，不再战战兢兢地反思自己的过住，也不再踌躇满志地筹划明天，如果恰巧他又不读书，这样凭着资格日复一日做着既定的事，那么他已忘记自己渺小了，对外部世界不再好奇的人怎能不自以为是？其次人的渺小在于人常常忘记决定自己今天所拥有的一切的，其实并不全是自还有身边的人们和机遇，人习惯于将失败归之于他人和命运不助他，而将成功归之于自己，即使嘴上说归之于他人和命运，心中的窃喜还是自以为了得。如果他克服不了这一定势，那他不久就会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
人的渺小更在对时空的近忽无知，经常将自已置于无限的空间与时间里去揣想，将自己所处的时空也置于“玄之又玄”的时空中去感悟，人就会摆脱无知，以畅达的心胸去做事和做人。
因为他深知保持“渺小”的状态多么不易，才使他每天下了班到家，开一盏小台灯，把自己的身、心、魂一起浸没在音乐、文思绪之中，“人是会思考的芦苇”，之所以胜之于芦苇，全因着思考。因为他思考着，所以存在着，而且他知道自己存在着，以“微不足道”的姿态活着。
2、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
为什么活着？这是他一旦进入哲学境界时经常在追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三十岁之后，他不知为什么，会经常进入一种状态，这个状态令他着迷，因为他发现自己忽然忘我了，忘了他在行走，在吃饭，或在菜市场买菜，在书桌前读书，在电脑前打字，他忘记了，忘记自己的后背被雨水打湿，忘记了烟蒂灼伤了手指，他的朋友叫他书呆子，你也可以叫他出神、入迷、发痴或者入定，怎么称呼都可以的，对他此时的一切褒贬对他都不重要，他无所谓的，忘了自己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因为此时，他感觉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一切是多么和谐而宁静，没有喜怒哀恨，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他知道“物我两忘”的快慰！他称之为“哲学境界”，不是面对上帝的宗教境界，而是面对广袤时空的一种“类宗教”情怀，令他留连忘返。
在这个哲学境界里，他想（不完全用逻辑在想，而是打开一切身心工其感悟），我为什么活着？
人不能选择生，但可以选择如何生。如何生，决定于为何生。他想，人活着为延续生命的薪火，人类一代又一代传递着生命的基因，这使人活着不全为自己了，也不仅为了别人，而是为了人类的“种”。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活着就是为了承担责任的，至于为什么必须要为了“种”的延续而不得不去承担艰辛的责任？这是不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世界上有一些问题无须费力思考，比如为什么要有道德，你也不此去多虑，因为这是绝对的，我们总该服从于一些最本源的“绝对律令”，作为人类成为类，而不是“原子”的依据，有些东西是人类自古而来的共识，因为这些共识，人类一切行为都可能被理解。因而，人为了责任而活着，是绝对的。
但绝对的负责并不意味着人活着一定是索然无味的，如果说负责任是人作为“类”所共有的使命的话，那么人作为个体的使命在于，他一边在承担着责任时，一边在验证着自己的价值。也许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寻找到自己的目的，并证明自己有活着的价值。问题是，作为渺小的个体的人，有没有独立意义？有吗？
他认为有，如果过去没有，那么现在有；如果现在还不完全有，那将来一定会完全有。他太知道了，和整个生物界一样，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叶子，人群中也找不出两个同样的人，找不出两个外貌相同的两个人，更找不出个性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人与人根本的差异并不在体表上的，而在个性上的，即使我们静止地看待人的个性，都会被丰富的个性差异而折服，折服于大自然的伟岸与豁达，更何况，我们将大自然造化的人的个性差异置于第二自然----人类社会之中，经过与不同时空内的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人的天然个性又被打上种种不同的深深的印迹，因此，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人更难以捉摸的生命体吗？在思索问题时，他习惯于作“历史的”分析，他认为，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时候，人类共同价值压倒了个体价值，使个性仅是沉默的冰山，那是可以理解的；现代社会已为个性的发现创造了许多物质和精神条件，但我们处在转型期，对个性差异的欣赏和宽容的制度与文化，会成为现实。
那么，人不仅有作为类的价值，还应有作为个体的价值了。甚至人如果寻找不到基于个性而存在的个体价值，并努力实现这些价值来作为自身活着的目的和意义，那么作为类的共同使命的实现也将无法实现，个人价值的实现是类的价值实现的前提。因此，郑杰在寻找着他自己的活着的目的和意义，他发现，他的目的和意义在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他不认为追求个人幸福是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丑事，追求个人幸福也不能与个人主义划上等号。而且基于个性差异，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路径都会不同的。没有共同的幸福，因为幸福是主观的。
但却存在着幸福的不同境界。也许低层的幸福感每个人都相似，而越往高处，就越不同。
什么是郑杰的幸福？郑杰的幸福之梦就是“做喜欢做的事”。
那什么是郑杰喜欢做的事？就是能让郑杰个性充分表现的事。
什么是郑杰区别于别人的个性？有啊，比如，他时时燃烧的激情，他的静默的玄想，他对宏观事物的把握能力，他对人的怜爱尤其是对孩子的怜爱他的多情，还有他的理性，他的心理成熟度与冷静达观，等等复杂甚至相互冲突的特质折射在他的身上并表现在他的日常行为中，使他有时苦于难以辨明自己，但你是不可以对这种复杂个性作“价值判断”，用好与不好来评说的，也不可以轻易地将之归于某一类，为什么总急着归类？！
那么他正在做的事是否就是他喜欢？是啊，他除了技术性操作性的活干不了，比如会计、政府官员之类的活做不了，别的都可以，只要能让他个性舒展的工作，他都会去做，心中充满喜悦。
如果这个工作恰巧不符合郑杰的个性怎么办？他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积极的态度，积极的态度下，他可以修正自己的一部分个性，他知道人是不完美的，修正自己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自己，何乐不为？他从教师到团队干部到教研组长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每一次职务的变迁都是一次个性的修正，但注意那是“修正”，不是改变，修正是说这郑杰还是那郑杰，而改变则使这郑杰不是那郑杰了；积极的态度下，他可以保卫“自由”，他在法律和哲学上的知识储备，以及他的智慧，使他足以捍卫自已作为教师这一“准自由职业者”的权利不受侵害，而且他远离世俗的风格，使他那么自由地在按自己成意愿快乐地“舞蹈”，虽然戴着镣铐，但至少还能跳。第二种态度是消极态度，绝望时或许有消极态度，如果这份工作不适合郑杰，即使这份工作可以赚很多钱，郑杰的消极态度就是，我这个工作说再见。
也许，对郑杰来说，他的最大幸福就是“自由”。问他为什么活着，他可以告诉你，为了自由。
3、他知道他的最终价值与他的名字无关
人对幸福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不知足”的人类本性一方面使人因贪求物质生活而最终无法逃脱被奴役的悲惨境地，可另一方面，却诱使人们总是试图突破自身的局限性，而勉力追寻永恒和无限。这是人之祸事，又是人之幸事。
因此，自认为发现了自已的幸福之路，并有能力捍卫了自己幸福的权利，而且那么自在地安享已经握在手中的幸福之后，郑杰体内的不满是在滋长，在时时唤醒他，也许是该干点别的什么。在校长位置上，他得以与更多的人交往，更清醒地看到并真切感受到学生们、教师们，他们也许不幸福。
他认为在一所学校里，每个人幸福的理由是不同的，而不幸福的根源是一致的。他一直确信，世界上没有一个公式可以被每个人现成也套用一下就可以得出“幸福”的正确答案，对张国荣来说，幸福是取消生命，当他没有生不如死之感时，他绝不会自裁。幸福是需要获得满足而形成的一种愉悦，因此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每一个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追求幸福的方式也不同，郑杰的深深的“无力感”在于，为他的学校中的每个人创造同一个共同拥有的幸福，是根本无法做的，是一个太大的奢望。
而且，他认为，权力人的一旦形成了自已的幸福观，并运用手中的权力，将这种幸福观强加于下属身上，以为那就是为“老百姓”谋幸福，这可能正是“老百姓”幸福的最大的敌人。因为用一种幸福观控制所有人的幸福观的事实上做不到，一方面表现为“权力人”的集权，另一方面表现为“权利人”的被剥夺，被剥夺思索并创造自己幸福的权利。
因此，他将自己的工作限定在消除令人不幸福的根源。在学校中，教师或者学生如果感觉不幸福，那么导致不幸福的根源是什么？
是在一所学校中，我们无法满足更多人的需要，不管这种需要是生存性的还是精神性的，不管是单一的需要还是多种需要。人们感觉不幸福根源是因为学校只能满足个别人或一小部分人的需要！而有时为这个别人或一小部分人的需要获得满足，却要大部分人付出牺牲幸福的代价。
学校为什么不能满足更多人的不同需要，让更多的人更幸福？是因为学校不能挑学生，或者只能按分数挑学生，这使得学生的需求多样化到不可测量，学校要满足每个学生及其家庭的需求，则实在无力支付那么高的成本；是因为学校无从选择教师，当教师按计划分配时，教师的个性化需求事实上被遮蔽，当教师队伍人员不足时，教师被作为“劳动力”引进站台的，而不是被作为“文化人”和“观念人”接受筛选，要满足差异化那么大的教师的各种需求，还要通过他们来满足差异化那么大的学生的各种需求，成本简直大到无法计算了。
学校在不增加成本的条件下，如何为更多的学生和教师们谋幸福。郑杰几乎每天都在苦苦思考的问题就在于此。
他明知道自已不务正业，在大部分人看来，校长的正业是抓好学校管理，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任务，当务之急是提高学生学业成绩，保证奖金按月发放，干完这些就已足够了，已经是“鞠躬尽瘁”了，关注人的生命质量和人生幸福，你这个校长管那么多干吗？况且你管得了那么多么？这不就是不务正业吗？
但郑杰从来不这么认识教育，他认为，目前的教育存在着相反的两大显著问题，一是教育太服务于现实，二是教育太不服务于现实。太服务于现实，是教育过份强化了它的社会职能，急着赶着要现代化，要变成产业，要实现其经济功能，简直就是过去要教育实现其政治功能的翻版，因此，教育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自然就大行其道了；太不服务于现实，是指教育服务的对象（至少直接服务对象）不是经济，也不是政治或其他社会子系统，而恰恰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人，凡是带有服务性的行业（包括政府部门），都直接服务于人，都希望本行业提供的服务能让顾客满意，可为什么唯有教育在增加人们的痛苦，让人们的一生即依赖又“嫌恶”教育？而最令人无法理喻的是，教育一方面因为制造痛苦而广受批评，另一方面却可以堂而皇之地被称为“天底下最神圣的事业”。
对教育现实的体认，使郑杰自问，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不把这个目的想明白，他认为他的办学行为可能也会误入功利和实用的歧途。在工作上，他喜欢理性，喜欢确定性。他认为教育一定有永恒的使命，对此他坚信不移，他认识这个永恒不变的使命就是为了人的幸福。教育就是对人的幸福观的启蒙，让人知道活着就是追求幸福的，而且不用遮遮掩掩偷偷摸摸地想着幸福的事，可以大声说：我要幸福，什么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就是向往而追求幸福的过程；教育仅仅告诉学生们要追求幸福是不够的，还得做两件更体现教育专业的事，一是教给学生如何创造幸福，二是教给学生在追求幸福时为什么以及如何不伤害到别人的幸福。如果教育要做更多的，那就要启发孩子们，这个世界有许多东西在妨碍更多人幸福的实现，这会引发学生的使命感。
目前看来，一切有计划的教育的实施，都必须通过学校来完成，于是身为北郊学校校长的郑杰，便将他的全部目光聚采集在了这十七亩土地上，他发誓，要让他学校中的三千名老老少少更幸福。这就是郑杰，“不务正业”的全部逻辑。
更重要的是，他按他的逻辑行事，很幸福啊，他的幸福不在于他的名字留在碑上、名人辞典上和别人的心上，他的幸福在于，终于有一所学校，而不是郑杰校长，破天荒地只关怀人，并将关怀人作为信条，让每个北郊学校工作过和学习过的人都在心中刻上这个信条。
就这些。
建立新型学校制度
北郊学校正在构建一个新的现代学校制度。那么这个“新”与以往的“旧”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郑杰的回答是，根本区别就是更关注人的生命质量，而在方法上，更加理性。
二○○三年四月是北郊学校五年级教师竞聘上岗的评估期。五年级实行的是包班制。竞聘的要求是教师们自由组合，构成语、数、外、音、体、美教师小组，并向评议小组提交班级三年发展规划书。内容包括：学生的培养目标、发展目标、班级管理与文化描述、课程设置、质量标准和服务项目的开发等8项内容。这次竞聘有两个热点颇受教师关注：一是一旦教师竞聘成功，从课程设置到班级管理，都将得到学校充分授权，学校在授权后不再干涉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学校所做的就是通过对学生的满意度调查来进行质量考核；二是五年级教师岗位数少于参聘人数，也就是说一定会有人竞聘不成而转岗。针对这一情况，学校正在尝试建立一个“校内人才市场”，即打破教师和岗位的固定不变模式，代之以双向选择和柔性流动，通过校内“人才市场”达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为什么要建这个“内部人才市场”？郑杰的回答是，源于北郊学校将教师作为现代职业人的定位。郑杰认为，教师是职业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人”。“单位人”不能选择工作和岗位，而“职业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作为“劳动人商品”存在的话，是商品就会有价值，稀缺商品价位高，对教师而言就要想方设法通过提高学历、丰富专业经验，提升个人声誉来获取这种“稀缺”。
在这一认识下，教师在北郊学校的角色是独立的、自由的。一旦竞聘成功，教师就享有独立授课的权力，一旦接受一个班的教学任务，教师就要负起全部责任，这就是职业精神。
权力都下放给了教师，学校的管理层做什么呢？郑杰的回答是“做服务”。既然承认了教师是自由职业者，承认应该把学校还给教师，那么在管理的结构上也应该努力适应这种变化。北郊学校实行的是“扁平化”管理模式 —— 学校的管理好比一个同心圆，圆心是学生，外圈是教师，最外围的才是领导。和这个同心圆的结构一样，教师为学生服务，而学校领导则为教师服务。
郑杰这样概括自己的工作：塑造学校文化，让老师们身在其中内心幸福；合理配置资源，让教师在学校里发挥最大潜能，这些都体现着校长的服务能力。教师在学校里能不能感到幸福，直接取决于领导层服务能力的强弱，因此，领导工作好坏由教师来评价，教师根据自己的满意度给校长打分。
“为每个孩子创造美好的未来”是北郊学校的对自身价值观的表达。郑杰告诉记者，其中包含两层意思：学生既要能适应并生存于未来社会，又要有自己独立而崇高的精神生活；学校的核心价值观只有作为一种信念融入学校的机体与血脉，才会在多年后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
制定学校的价值观容易，但要被每个教职工认同、内化却需要一个过程。郑杰习惯于把自己称作是学校文化的“布道者”。在北郊学校的教工大会上，郑杰从来不布置或评价工作，而把这段时间留出来“布道”—— 讲人性、讲人生、讲人道主义、讲人的基本权利、讲人文精神、讲人际沟通。他想效仿苏霍姆林斯基，花上五年时间给教师们写齐《一百条新建议》，至今已写了近40条，光标题就叫人耳目一新：《教师要有生活情趣》、《教师要设法赢得学生的尊重》、《教师要远离庸俗》、《教师对美好事物要保持敏锐》、《要重视学校仪式》……
文化内化的过程也是教师重新塑造自己的过程。学校要求教师培养4种基本气质。首先是有德性；第二要有教养；三是学会敬畏；四要养成思索的习惯。学校对文化的重视并不是光放在嘴上的，读书，就是学校文化建设重要举措。“无庸读书赏艺会”具有学校最豪华的设施，学校一次投入28万元用于该会的硬件建设，然后每年再投入2万元作为该会购买图书和音像制品的固定经费。 读书会的每个细节都值得玩味，一几一案都经过了精心设计。在这样的环境里，老师们举行古典音乐的视听活动、专题讲座、时事讨论会，还自编刊物《草根》。仅仅一年时间，读书会的队伍就壮大到了80名，他们成为教师自觉提升精神品位的骨干力量。
在参与创建学校文化的过程中，教师们潜藏着的个体生命力得到了体现，个人价值在学校变革中获得承认。虽然学校办学条件还不尽如人意，教师收入也不高，但两年多来，没有一名教师主动调离学校，相反，学校还引进教师十余名。今年三月的一份调查显示，220名员工在校内工作中的幸福度达到98%，比去年十月增长了两个百分点。
郑杰说，到北郊学校上任的第一天我就对教师们讲，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梦，把北郊学校变成人类精神文化的寄居地。今天我们每个北郊人仍然在为这个梦努力着，学校文化也正在慢慢形成之中：文化凝聚人心；文化缓解了各类冲突；文化是个“场”，这个“场”可以起到人治、法治所起不到的作用，而这个“场”的最终作用可能正是“还学校本来的样子”。
梦想和实践
直觉告诉我们，郑杰是个血性男儿，是个理想主义者。可当他坦然应对质疑后，我们发现郑杰的沉稳与理性，让人很难与35岁划上等号 —— 他可以很容易地把“思想”和“实践”分离开来，又能很自然地把“实践”与“思想”融合起来，他一直信奉着胡适先生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记者：你认为自己是另类校长吗？
郑杰：我不认为。
记者：但当大家都在提教师专业化的时候，你却认为教师队伍建设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专业化；当大家都在搞教育科研的时候，你却不在学校推动教师搞科研。这些行为不是很另类吗？
郑杰：我之所以说自己不另类是因为我在北郊学校所做的改革，外人可能觉得很另类，但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并不这样认为。关于不搞专业化和科研，也是有前提的。我考虑的范围仅仅局限于我们这所学校，并不是指整个世界潮流的专业化趋势，也没有考虑整个上海教育对教师专业化的要求。对于教师专业化，我的看法是教师的工作和别的工作不同，它不是流水线上的环节，它对技术方面的要求并不像想象中的高。我看到很多教师学历很高，甚至是硕士、博士，但上课却不行，教师很大程度上应依靠一种精神气质和经验开展教学。
现在教师最欠缺的是教育理想。如果教师没有这种理想，如果连想象中的教育应该是什么，要培养什么样的人都没有考虑，那要专业化方面的技术知识干什么？如果教师没有给学生特别的爱，为学生带来人生幸福，即使拥有再多的师生交往技巧，却不能用心来贴近学生，那这个技术有什么用？所以我觉得现在教师队伍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在于精神缺失。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给教师“补钙”。
在我的理想中，教师应是有个性的，教育应该是多元化的，我甚至反对一所学校用同一种教育教学方法来教授某一门学科。如果教师是一种职业的话，它应该是一种准自由职业。太强调统一反而平息了教师的灵气、创造力和个性。
记者：校长这个岗位的规戒很多，个人的性格和岗位的规戒可能会产生很大冲突。你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郑杰：如果这个角色仅仅是一个角色的话，它可能是僵硬的。我现在做的，就是一方面努力向这个角色美好的方面靠拢，另一方面，努力使这个角色能够符合我的性格特点。冲撞肯定是有的，有时候要做一些我不太愿意做的事情，这牺牲了我本身应有的个性，但这是职业的需要。我觉得这种冲撞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是永远存在的。不管你做什么职业都会碰到这种事情。我以为这时候人就需要去建立另外一个世界，另一个生活的心灵世界。
关注师生的生存状态
记者：你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你关注老师的生存状态，甚于关注学生的生存状态，为什么？
郑杰：我们学校有3000多名学生，我想通过老师来关注学生，因为这3000多名学生不是我教的，要靠教师教。很难想象一个自己生存状态不好的教师能去关心学生的生存状态。所以我对老师说，当你在工作中获得满满的幸福，你才能输出幸福。如果你们的幸福满满的，就请关注你们的学生。而且我们也有这方面的制度引导，我要求所有的干部对教职工关注，关注他们的人生幸福，反之所有教职工要对行政干部满意度打分。我要求教师对学生要关注，也让学生给教师满意度打分。
记者：你为教师们创立了“无庸读书赏艺会”这样一个民间社团。但是学校200多名教师中参加者只有80人，只占1/3。这个情况你怎么看？
郑杰：读书会成立两年来人数增加了四倍。要进这个社团并不容易，须有介绍人，而且是两个介绍人，还要有如写作等方面的要求，经过全体会员审批同意后方可加入。程序是很严格的，要让教师们感觉能进读书会是一种光荣。我觉得读书会在学校里是一个文化制高点，它可以把那些不具备文化底蕴和品位的人拦在门外。因为读书会规定，进来之后，能享受很多权利，比如说有购书权，你可以自己买书，看完之后将书上架。但同时也赋予了很多义务，如写作义务、参加活动的义务、交纳会费的义务，还有劝读的义务等等。
记者：除了读书会，你和老师沟通的方式还有哪些？
郑杰：在学校里，我和任何人说话，都和私事无关。我不会在学校里询问教师最近的身体状况、子女读书的情况，因为这些可以由工会去负责。我和教师的沟通只局限于工作和精神领域里的问题，我的工作每天就是和教师聊天、说话。现在还是有很多教师和我说不上话，但是我会创造更多机会。现在我们举办教师论坛和教育论坛，这些活动的目的是让教师学会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表达得越来越规范。这就是我理解的“沟通”。
校长不应扮演学术权威
记者：听说你一直反对由教学权威来治校，是吗？
郑杰：对，因为一个校长不可能在一所学校做几十年。我反对校长过多扮演学术权威这样的角色，我们可以和医院的院长做比较，比如说，院长是小儿科出身，怎么能指导外科医生开刀呢？怎么能指导中医科的医生开处方呢？但是，我们学校现在存在着这样的干预问题。
记者：这是不是校长职业化的问题。校长和教师的功能不一样？
郑杰：对，是不一样的。但是校长的职业化还没有相应的制度与之匹配。我认为校长职业化的前提是形成校长市场。如果没有校长市场，还是由上级党委任命，那么，提校长的职业化就太早了。当然，我是在为校长职业化做准备，我在赋予自己职业化的角色，而且我对工作成效的衡量标准是，在做校长期间，我为这所学校增值了多少，给自己增值了多少。学校增值的部分是学校形成良好的声誉和口碑，校长增值的部分现在很难体现出来，一开始也许体现在他的声誉和口碑，但是最终可能在经济收入上也会有所体现。
记者：现在学校已经形成了一套理念，如果你到了另外一个学校，你是不是也会用这套方法来管理另一个学校？此外，如果有一个你的继任来管理这所学校，他会不会产生一些问题，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
郑杰：这两个都是难题，都是要我发挥想象力的。如果另外一个学校是我自己选择的，那么不应该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有选择权，那所学校肯定是适合我的，就有可能在那所学校同样做得很优秀。我在北郊学校所做的是因为这所学校和别的学校不同 —— 它是三所学校合并的，它有那么大的规模和九年教育这样长的战线。这使我们获得重建的机遇。尽管重建是困难的，但确实是机遇。
我想如果到了一所传统已经非常深厚的学校，生硬照搬现在的做法就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任何一个校长在塑造一所学校的同时，也在被这所学校同化。
关于我的继任者，这也是我非常忧虑的，包括我们学校的老师也在不同场合表明了他们的忧虑。好多人认为我们走得越来越远了，走到后来会变得让人不认识，那么将来怎么办？这其实更增强了我的决心：一定要把这所学校的管理制度建设好，把校长的权力限制住，从限制我的权力开始。
另外，我决心把学校文化制度建设好，因为学校文化是学校的基因。如果一所学校的文化已经积淀到一定程度，那么任何一个新校长来到以后，不出一两个月，就被这所学校同化了。
我非常相信文化的力量，而且它能产生持久的影响力。